韩愈作为唐代文学家，其人生经历中有一段贬谪于潮州的时期成为后世传颂的传奇。尽管他在潮州任上仅仅干了8个月，却成为千年怀念的对象。他在短暂的时间里，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，以其深厚的学识和辨才无私的品性，深受当地人民的敬仰和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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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唐朝的岭南潮州，偏远闭塞，经济落后，当时很不受人待见，安排官吏到此任职，基本算是一种惩罚性措施。
然而，出人意外的是，被贬韩愈的人生经历却因此大放异彩，他在潮州刺史任上实际只干了8个月，却“赢得江山都姓韩”的口碑和美誉。
谁也没有想到，他的潮州之行，不仅成为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章节，也成为了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永远的印记，更是让这里无数百姓心怀感激地纪念了千年。
“边恶之州”
潮州地属岭南，在唐代属于“边恶之州”。由于地处穷荒，官员往往不愿前往为官，唐政府以岭南为谪宦之地，认为“减死戍边，前代美政，量其远迩，亦有便宜”。
韩愈外放潮州是因上《论佛骨表》触怒宪宗，最初论死，免死后被远贬为潮州刺史，且“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，迫遣之”，要求仓促上道，导致韩愈失去了四女挐：
“年十二，病在席，既惊痛与其父诀，又舆致走道撼顿，失食饮节，死于商南层峰驿，即瘗道南山下。”
被贬路途之仓皇亦可从韩愈《食曲河驿》一诗中看出：
“而我抱重罪，孑孑万里程。亲戚顿乖角，图史弃纵横。”韩愈离京后，取道商洛山至蓝关，不由回忆起十五年前因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的上书贬谪阳山，便是由此关口赴贬地，亦是在同样的隆冬季节里。
但如今的韩愈已是五十二岁的衰朽残年，且得罪的不是权臣而是皇帝本人，余生无多，有无回阙之日，殊难预料。
他万般感慨，于是写下了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诗：
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。欲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。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
出武关后，进入邓州界。邓州古属楚国，物态民俗已与秦中渐异，韩愈看见路旁标志道途里程的土埃，一个一个被抛在后边。
乃有《路傍堠》：“堆堆路傍堠，一双复一只。迎我出秦关，送我入楚泽。千以高山遮，万以远水隔。吾君勤听治，照与日月敌。臣愚幸可哀，臣罪庶可释。何当迎送归，缘路高历历。”
此时的韩愈与写就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时心态大有不同，“臣愚幸可哀，臣罪庶可释”，悔自己上《论佛骨表》的言辞过于激烈，出言孟浪。
这反映了韩愈经七八日贬途辛苦跋涉后，对自己反佛态度矫激太过和前途的思考，贬途的辛苦､潮州的僻远穷恶，以及由于自己的矫激行为导致个人､家庭､朋友(如冯宿)生活的流离失所，种种压力集于一身。
但韩愈不为自己针砭时弊､上书陈言而后悔，宪宗近年亲佞远贤､尊佛､求长生种种昏聩行为，他是有觉察的，婉转言之皇帝并不在意，不得已才痛下决心。
以上《论佛骨表》这一剂猛药治病，但未曾想宪宗竟要加之以极刑，经大臣国戚再三缓颊，才免死贬潮州。
韩愈对宪宗不可能没有失望的情绪，多重心境交织，酝酿出了这种矛盾的心态，懊悔与失望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他抵达潮州以后。
被贬路上的仓皇只是开始，对于岭南环境的险恶，韩愈早有耳闻，忧心忡忡：“不觉离家已五千，仍将衰病入泷船。潮阳未到吾能说，海气昏昏水拍天!”
“潮州底处所？有罪乃窜流……恶溪瘴毒聚，雷电常汹汹。鳄鱼大于船，牙眼怖杀侬。州南数十里，有海无天地。飓风有时作，掀簸真差事。”
环境的险恶已使他苦闷烦躁，对于潜在的死亡威胁的畏惧，转化为一种死亡意识，进而产生强烈的被弃之感，韩愈正是在这种多重恐惧与苦闷的心态下就任潮州刺史的。
放免奴隶
韩愈在潮州的另一件民生举措是放免奴隶之事。
虽然对于韩愈放免奴隶，《旧唐书》只记录了他在袁州任上的事迹，但实际上韩愈从任袁州长官正是在任潮州刺史之后，在袁州的善政应正是在潮州之政的延续。
《旧唐书》记载：“袁州之俗，男女隶于人者，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。愈至，设法赎其所没男女，归其父母。仍削其俗法，不许隶人。”
虽然按唐律以良人为奴，是绝不允许的，但岭南地处偏远，属于“夷獠杂处”之地，以良人子弟为奴，甚至买卖奴隶的现象十分严重。
岭南地区的首府广州甚至在当时成为奴隶交易的集散地，“以口为货”“父子相缚为奴”“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”。
当时的良人沦落为奴的原因，往往是穷苦人家因天灾人祸或赋税的压力陷入困窘之境，难以为继下只得将自家之女质钱为奴。
约定到期以钱赎出，若至期无钱则永沦为奴隶，被主人“鞭笞奴役，至死乃休”。
因此，韩愈所面对的良人奴隶，几乎都是因为债务问题而产生，若要放免这些奴隶，就必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债务问题。
针对这一问题，韩愈在日后所上呈的《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》描述了他的解决思路：
“准律计佣折直”，即按照良人者沦为奴隶后所进行的劳动，进行计折，抵消其债务并恢复人身自由，劳动所值尚不足以抵消其债务者，则帮助钱财赎归。
虽然这一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奴隶的债务困境，但韩愈显然将此事记于心间，待其返归朝廷后，在上《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》中提出：“今因大庆，伏乞令有司重举旧章，一皆放免。”
韩愈恳请朝廷借大庆的机会一皆放免天下奴隶，这不失为一种定期解放奴隶的好办法。
兴办学校
韩愈在潮州的又一政绩是兴办学校，培育人才。唐代除设立中央学校外，在地方上配备有府､州､县三级学校，在县学之下，亦有乡校作为补充。
但地方学校是否完备或运营是否良好，则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态度作为。
由于各地情况大有不同，在偏僻荒远的州､县，不但乡校废而不兴，州学､县学亦废而不兴，当时属于“穷荒之地”的岭南自然属于此列。
韩愈一生中四任学官，在京为官的十八年生涯中有一半时间在国子监任职，其对于文教的重视可想而知，且其一贯以弘扬儒家文化为己任，倡儒道､斥佛老的主张更使他极为重视学校文教系统的建设。
到潮州后不久，韩愈便发现潮州的教育状况很不景气，他在《潮州请置乡校牒》中陈述：此州学废日久，进士､明经，百十年间，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､试于有司者。
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，耳未尝闻鹿鸣之歌，忠孝之行不劝。韩愈所治理的潮州，治下有三县十六乡。他发公文给各县，要求各县除整治兴办县学之外，须从基层乡校办起。
除责令县､乡两级的学校整顿兴办外，韩愈以州刺史的身份，聘请进士赵德以摄海阳县尉､州衙推官的身份“专勾当州学，以督生徒”。韩愈又筹措经费，出自己公廨俸钱百千(十万)以助。
韩愈聘请的赵德，是当时在岭南一带的隐士，也对韩愈极为敬重，曾“叙退之文章七十二篇为《文录》”。《文录》是第一部问世的韩愈文章选集，至南宋时尚传，方崧卿曾据此校订韩愈文集。
《文录》对于韩愈文章思想在岭南地区的传播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
赵德在《文录序》中称韩愈：“圣人之徒欤!其文高出，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。”
并在末云：
“德，行道学文，庶几乎古，蓬茨中手持目览，饥食渴饮，沛然饱满。顾非适诸圣贤之域而谬志于斯，将所以盗其影响。僻处无备，得以所遇，次之为卷，私曰《文录》，实以师氏为请益依归之所云。”
可见，赵德是视韩愈为师并以韩愈之学为依归的。
韩愈以“传道兴教”为己任，在潮州任上笃施善政，为潮州后世业兴文华奠定了重要基础。潮州亦不忘韩愈恩泽，对他的纪念可以说极为隆重。
城市的母亲河原为“员水”或“鳄溪”，是广东除珠江之外的最大河流，后来被改为“韩江”;韩江以东的山原为“笔架山”或“东山”，后来也改名为“韩山”。
这座山上还有一所师范学院叫韩山师范学院，学院的边上有一个庙宇，便是全国历史最悠久的韩文公祠。
这就是所谓的“江山改姓”，皆因韩愈而改，此正应了赵朴初之言，韩愈“不虚南谪八千里，赢得江山都姓韩”，不失为一桩美谈。
苏轼曾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中写道：“潮人之事公也，饮食必祭，水旱疾疫，凡有求必祷焉。”
清代的《楚庭稗珠录》中亦有记载，潮州当地“潮妇求子必于文公庙，庙祀处处有之，有求无不应者……直视公为多子母矣”。
韩愈在潮州的地方文化中，甚至成了祭拜祷告的对象，足见韩愈在潮州人民心中的地位之特殊。
小结
韩愈的潮州治政生涯起自仓皇离京､亲人离世的痛苦，经历了激烈的心绪变革，秉初心而不悔，赴任潮州依旧坚持工作的兢兢业业之道。
以一己之力为潮州百姓兴利除害，只半年便使潮州风物人情有大改善。
其为人清廉､克己的作风态度，尤其私开职俸补助潮州州学，更显示了他为开当地民智不遗余力，为潮州地区的文教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，使其文脉绵延千年至今。